孙飞虎在《西安事变》中扮演老蒋，国民党中将看完后直呼背后发凉

新中国第一代特型演员里，要说谁的家世最显赫，那肯定要数扮演“委员长”的演员孙飞虎了。

孙飞虎1941年出生在上海，他的祖籍在徐州。曾祖父在清朝当过官，后来调到南方任职，就定居在上海了。

到了他爷爷那辈，正好赶上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的大变动。爷爷觉得继续当官风险太大，又受到当时江浙一带做生意风气的影响，就决定不干官场改做生意。靠着老父亲留下的底子，爷爷和官场的人打好关系，各种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日子过得挺红火。

到了孙飞虎父亲这一代，他们已经在上海住了三辈。这一辈人觉得家里的老生意不够有劲，就想闯出点新名堂。孙飞虎的父亲觉得自己算是见过世面的人，特别向往西方的生活。于是，他开始自学英语，考进了一个由英国人管理的上海海关，当上了洋行的职员，成了一个喝“洋墨水”的人。

外国人的公司，待遇一向都很不错。孙飞虎的父亲负责检查货物、办理进出口手续、核实税费，每个月的工资就有几十块银洋，有时候还会发些红包、补贴什么的。当时，两块银洋就能买一担米，生活挺宽裕的。

孙飞虎出生在一家外国人经营的医院，这也能看出他家当时条件不错。实际上，他父亲在上海可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住在租界的海关大楼五楼，那座著名的钟楼如今依然是上海的标志性建筑，电影和电视剧里不知出现过多少次。

按照家族的辈分，孙飞虎属于关字辈，他的姐姐叫孙关凤，妹妹叫孙关林。据说在他出生的前一天，他的父亲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正在和孙飞虎的母亲争吵，转头一看，孙飞虎的母亲旁边蹲着一只老虎，吓得他一身冷汗，于是半梦半醒间为还未出生的儿子取名为孙飞虎。

孙飞虎是家里的独生子，从小在家就被当作宝贝一样疼爱。

吃饭前，碗筷是父亲一件一件地递到他手里，他却总是爱接不接；菜上来时，别人不能先动筷子，必须等他先看看；有他爱吃的荤菜，总是放在他面前；吃饭时，如果吃到不合口味的菜，全家人得做好捡拾碎碗碟的心理准备。

孙飞虎到了七八岁，简直越来越不像话。只要稍微不顺她的心意，不管是谁，她都会动手打人，张嘴就骂，还完全不听劝。一出门，她就表现得像个恶少，到处胡闹。读书对她来说也越来越没兴趣，因此她经常留级，转学也是常有的事。每次换到新学校没多久，总会有家长带着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孩子来找学校投诉。

由于从小被父母娇纵，孙飞虎的性格变得有些顽劣。按照老一辈的说法，一个人三岁时就能看出长大后的样子，所以大家都认为他将来可能会是个街头混混或者游手好闲的人。然而，时代的变化给了他新的机会，新中国的教育和改造政策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孙飞虎八岁时，上海迎来了解放。他的父亲因为长期为外国人工作，被人称为“洋奴”，对此他没有反驳，毕竟事实如此。但后来又被指为“国民党残余”，这让他的父亲感到十分冤枉，坚决否认。对方拿出证据，一本国民党撤离时未带走的名单，上面明确写着他是国民党党员，还曾担任过区党部的职务。

虽然这件事直到几十年后才真相大白，原来是国民党搞的阴谋，但在当时却让孙家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期。他们被迫搬离了住处，保姆也被辞退了。平时习惯打牌和搓麻将的母亲，现在不得不拿起糊纸盒的工具和织手套的针线来干活。

家里的财富突然消失，变得一无所有，这让孙飞虎改变了方向，他开始努力学习，寻找自己的出路。

过去成绩不好的同学，突然变成了尖子生。初中时，他考进了上海市长熟中学，高中又进了上海中学。上海中学在全上海可是最好的，有上百年的历史，学校的大门还是蒋经国先生奠基的。这里的老师大多是去英美留学回来报效祖国的，苏步青先生也在那里教过书。学校设施也很齐全，学生们都很喜欢这里。

学校规定要穿校服，教室的座位是阶梯式的。学校的物理和化学实验室里，设备非常先进，甚至比现在的大学还要好。

家庭条件的变化也让孙飞虎在学习上遇到了不少挑战。

孙飞虎报考空军，条件都挺符合的，就是家庭背景成了障碍，这让他不得不努力学习，文化课成绩也挤进了全班前两名。

同学们之间都有自己的小圈子，以是否符合某种标准来划分。这迫使孙飞虎打破与朋友的界限，努力展示自己。

开运动会，他第一个报了名。上场时，就像饿坏了的猎人，拼命地跑，只为了得到一两声喝彩。结果，他代表上海中学参加了全市运动会，跑了个前四名，还打破了区纪录。

在文娱活动中，他也总想露一手。舞蹈队里，他那瘦长的腿跳起了鄂尔多斯舞，虽然条件一般，但还是增添了几分边疆民族的味道；买不起贵重的乐器，他就捡了个旧口琴，天天挂在嘴边吹，吹得口腔都破了，嘴角流脓，最后还硬是上台表演了一次独奏；排练戏剧《火烧赵家楼》时，他也争取到了一个角色，他的刻苦程度连上海戏剧学院来指导的老师都感到很惊讶。

这些广泛的兴趣，其实只是孙飞虎为了显得更合群，顺便培养的爱好罢了。他最感兴趣的还是理科，因此他的第一志愿选择了清华大学的工程物理系。

孙飞虎最后是通过参加一个电视节目，才走上了演艺道路。

好嘞，我们先来看看这道题吧，上海某高中正在为高三学生进行高考前的模拟考试。

孙飞虎对自己的能力很有信心，老师们也觉得他考上清华的希望很大。正当他正准备在考卷上奋笔疾书时，老师把他叫出了考场：“你出来，别考了。”

孙飞虎听完脑袋晕乎乎的，张着嘴说不出话，问：“为什么？我又没作弊？”

“别担心，这是个好消息。”老师笑着解释说。原来，上海戏剧学院决定在上海中学提前录取两名学生，孙飞虎就是其中之一。简单来说，孙飞虎不用参加高考了，等着开学就行了。

孙飞虎对此感到很不高兴，他的目标是考进清华，将来在物理学界有所作为，可不想成为一个只会搞笑的“演员”。老师们见一时半会儿劝不动他，便请来了他的妈妈来做思想工作。

孙飞虎小时候有多调皮，现在就有多孝顺。对于母亲来说，她只关心实际问题，不懂什么复杂的道理。当她听说孙飞虎考入上海戏剧学院后还会留在上海，便立刻替他做了决定，孙飞虎只能无奈地接受。

孙飞虎到了晚年，每当在电视上看到国家表彰物理学家时，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我本可以取而代之”的想法。他为自己当年没有坚持进入清华大学而感到遗憾。

孙飞虎是上海戏剧学院1964年表演班的学生，班里有20个男生和8个女生。在入学的第一年，同学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练习如何假装穿着“皇帝的新衣”，他们给这种练习起了一个很有文化的名字——无实物训练。

这就像在开玩笑。给你一个空盘子，却要你装出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给你一张纸巾，却要你假装手握巨额支票。明明是冷的，却要你说是烫的；明明是烫的，却要你装得让人觉得冷。这完全是让人自相矛盾，根本不可能做到。

二年级时，同学们开始练习小品，需要把一些假的东西连起来，动起来，让它们看起来很自然；到了三年级，就要学会在表演中冒充别人，还得做得像真的一样，不能露出马脚。

孙飞虎长得高大，样子有点老气，所以他在排戏的时候，通常被安排演一些边缘角色。比如在二战剧里，别人演威武的瓦尔特，而他只能演个背景板一样的盖世太保。在抗战剧里，别人演觉悟高尚的党代表，而他只能演个抱怨两句的老赤卫队员。难得有一次，他被安排演主角，他高兴得像中了大奖。结果排练时才知道，原来这个戏是契诃夫的独幕剧《蠢货》。

到了毕业那年，上级号召大家去边疆和最艰苦的地方。孙飞虎没有听母亲的话，留在上海，而是去了一个连他之前都没听说过的贵州。

关飞虎在贵州省话剧团待了十几年，期间他在贵州结婚生子，那时他已经三十多岁了。

在他刚刚结婚不久，社会上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最开始体现在文化领域里的多样发展。

说到近现代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西安事变无疑榜上有名。然而，这么一个展示共产党人在谈判桌上积极斡旋，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重要历史时刻，却迟迟未在电影中得到充分展现。作为这一事件的关键人物之一，据说周恩来总理生前曾多次提议拍摄《西安事变》，但遗憾的是，他未能亲眼看到这一愿望的实现便离开了人世。

为了完成总理的心愿，在改革开放初期，北京电影制片厂准备拍摄这部重要的历史巨作。然而，筹备到一半的时候，牵头人崔嵬不幸因病去世。

接下来，由北影的副厂长成荫接过了这个重任。

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份既有利又有利的工作。从公事上看，拍一部历史巨作，既能告慰历史，也能缅怀先烈。从私事上看，他的岳父申伯纯当年是杨虎城将军的交际处长，全程参与了西安事变，是这一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岳父生前一直有个心愿，就是把西安事变拍成电影。有了这两层原因，他怎能不全心投入呢？

因为岳父家里藏书丰富，关于西安事变的资料很多，但找到能准确表现出双方领导人风采的演员却成了难题。特别是饰演蒋介石的演员，虽然有不少人前来试镜，但要么长得不像，要么演技不过关。

“老蒋”在西安事变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他的表演好坏直接关系到整部剧的质量。

为了找到合适的“老蒋”扮演者，剧组决定成立多个选拔小组，前往全国各地挑选特型演员。

这时，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易东林向成荫推荐了演员孙飞虎，并拿了几张孙飞虎的定妆照给他看。成荫当时没有表现出太多兴趣，只是说：“让他来试一试吧。”

冯淳超是孙飞虎的一个同学，当时正在北京拍摄电视剧《陈毅出山》，他在剧中饰演陈毅。冯淳超看过孙飞虎扮演的蒋介石，觉得演得很好。后来他听说成荫正在为选“委员长”的演员发愁，就推荐了孙飞虎。

这下成荫有点感兴趣了，他吩咐剧组赶紧给贵州省话剧团打电话，尽快把孙飞虎调来北京试戏。

大家可能觉得奇怪，为什么一提到“老蒋”，大家就会想到孙飞虎呢？原来是因为孙飞虎所在的贵州省话剧团最近排了一部《西安事变》的话剧。在剧中，扮演我党方面人物的演员已经确定，但是找不到合适的演员来扮演“委员长”。正好团里有个以前是国民党中校的演员，见过老蒋，他向导演推荐让孙飞虎试试，因为孙飞虎的体型和老蒋很像。

导演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让化妆师给孙飞虎化了妆。没想到效果立竿见影，把头发剃成光头后，孙飞虎的头型竟然和“老蒋”惊人地相似。再穿上国民党的军装，这下全团的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贵州省的话剧团演的《西安事变》，在公演后立刻在当地引起了轰动。那时还是七十年代末，离全国解放才过了三十年，很多老一辈的人还活着。好多原来的见过老蒋的国民党起义将领都称赞孙飞虎演得好。国民党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陈铁曾和老蒋共事了两年多，他对孙飞虎说：“看了你的戏，背后直冒凉气。”

贵州省的话剧场演出了《西安事变》这部剧，在全省演了一百多场，每场都座无虚席，很多人都特别想看扮演“委员长”的演员。因为这个角色，孙飞虎在当地变得小有名气。慢慢地，孙飞虎把“委员长”演得很像这件事就在业内传开了。

所以易东林和冯淳超才会在成荫面前极力推荐对方。

孙飞虎接到剧组试戏的消息后，在团里的催促下，赶紧坐飞机去了北京。一下飞机，他就特意去理发店，把留了不久的长发剃了个干净。第二天，准时到了北影进行试戏。

他一进门，摘下帽子，成荫的眼睛立刻一亮，没想到会这么像。

他迅速请来了扮演“周总理”的特型演员王铁成，为孙飞虎增加了两场戏份。

这是中国银幕上“周恩来总理”与“蒋介石委员长”第一次历史性地握手。

戏一落幕，成荫拍了拍大腿：就是他了！

他还和身边的人开玩笑说：“难怪找不到委员长，原来他跑到贵州躲起来了。”

那天晚上，成荫高兴地给编剧打了个长途电话，乐呵呵地告诉他：“我们找到了‘委员长’，这部剧终于可以开拍了！”

成荫这个人特别注重实际，尽管正式拍摄还要一个月左右，他已经要求孙飞虎开始准备角色了——现在起，你就得认真对待了。

对于孙飞虎即将饰演的角色，成荫给出了指导：“老蒋是一位聪明的政治和军事领袖。作为演员，你要努力挖掘他的真实面貌，把他当作一个真实的人来表演，不要把他塑造成负面形象，要保持艺术上的公正。”

为了更好地了解蒋介石的故事，孙飞虎开始寻找他的真实面貌。他采访了曾经的国民党高级军官，搜集了蒋介石在不同年代的照片，查阅了档案馆里蒋介石的手写命令，还去电影资料馆观看珍贵的历史影片。

慢慢地，老蒋在脑海中变得鲜活立体，不再只是个单一无趣的形象。

蒋介石年轻时在日本接受过士官教育，平时注重仪表，但早年间也曾沉迷于风月场所，因此染上了梅毒。到了中年，他变得节俭克制，不抽烟、不喝酒、不喝茶，只喝白开水，生活非常简朴。然而，他对身边亲属却十分宽松，允许他们聚敛财富。围绕在蒋介石身边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借此机会积累了大量财富。

而且，老蒋这个人的情绪变化很大，让人难以捉摸。

据《西安事变》的编剧郑重介绍，老蒋每年元旦都会邀请手下亲近的人参加晚会，受邀者可以带两名同伴一起赴宴，表示恩宠。

有一年的元旦，军统的头目戴笠也被邀请参加。他很为难，不知道该带谁一起去。不能不去，但也不能随便带人，想了很久，他终于有了主意。

那天晚上，一看到老蒋走进会场，大家立刻热烈鼓掌。

老蒋像往年一样，挨个桌子给亲信们敬酒，表示亲近和信任。

当轮到戴笠那一桌时，戴笠站起来，向蒋介石介绍了他带来的两位同伴。

“这位是孙铭九先生，”话一说完，全场的人都愣住了。孙铭九曾经是张学良的贴身侍卫，当年就是他带领人马在骊山捉住了蒋介石。今天戴老板把他请来，这不是故意让委员长难堪吗？

蒋放下酒杯，一把抱住孙铭九，很是亲热：“你是英雄，中国也只有你敢抓我，我敬你一杯。”

紧接着，戴笠站起来介绍第二位来宾：“这是张国焘先生。”大家又一次感到意外，张国焘可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虽然他现在已经站到了这边，但委员长对他似乎并没有好感。

老蒋再次热情地举起酒杯，向张国焘敬酒。

第二天，蒋在酒宴上的表现被媒体广泛报道。蒋成功地展示了自己：不计前嫌，温和待人。

孙飞虎对海量的影像和文字资料如获至宝，他像着了魔似的反复琢磨老蒋的为人。有时候，为了研究，他甚至装病不出门，整天待在屋里。他一边喝酒一边冥思苦想，时不时还比划些动作，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就像个疯子一样。躺在床上，只要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他就会一骨碌坐起来，生怕错过了什么。

为了完美呈现，孙飞虎全情投入，他的精彩演出让《西安事变》的拍摄顺利结束。

《西安事变》这部电影上映后，引起了全国的广泛关注。这是蒋介石首次在大银幕上以一个较为温和的反派形象出现，意义非凡。甚至邓小平在一次内部讲话中也特别提到了这部电影，认为《西安事变》拍得很出色，国民党人物的表现都很生动，特别是蒋介石这个角色，演得非常成功。

这是高层对孙飞虎的高度评价。

孙飞虎首次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就在《西安事变》中展现了出色的演技，赢得了第二届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这比扮演“毛主席”的演员古月还要幸运。

大家都知道，《西安事变》这部剧里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演员，他们的演技都很棒。当演技水平差不多时，就要从其他地方找亮点了，比如演员是否自己为角色配音。

老蒋说的宁波话，很多外地人别说模仿，连听都听不懂。但在孙飞虎这里，方言完全不是问题，因为他本来就是上海人，从小就会说宁波话。再加上导演组的要求是让老蒋说普通话，但要带有宁波口音，这样观众才能听懂。所以，孙飞虎在剧中说宁波口音的普通话，说得比上海话还要流利。

相比之下，古月就显得逊色一些。他是个非常勤奋的人，为了学会毛主席的湖南口音，特地多次前往韶山，但还是没能完全到位。

作为第一部反映“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的电影，《西安事变》不仅在全国范围内广受欢迎，还成功吸引了台湾观众的注意。据台湾的朋友说，《西安事变》在台湾上映后，蒋经国特意抽空看完了整部电影，看得津津有味。

旁边的人赶紧凑过来，开玩笑地问：“您觉得这位先总统蒋公的画像像不像？”

蒋经国微微一笑，没有回答，只是随意地评论了一下其他演员：“那个谷正纲演得有点假。”

旁边的人会意了，这不是在委婉地夸孙飞虎演得真像吗？

蒋经国在评价这部电影时说：“这部电影对西安事变这段历史的呈现，整体上是比较公正的。”

孙飞虎成名之后，时常会去上海浦东看看他的老母亲，每次母亲见到他，总是摇头叹气，不停地责怪自己：“都是我的错，养了个儿子长得像老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