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晚年一大憾事：秘书亲眼所见，那场狂热无人能挡
1958年的最后一天，北京的冬夜冷得刺骨。毛主席一个人在院子里来回踱步，身影在昏黄的灯光下拉得很长。他嘴里好像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对身边的秘书叶子龙念叨：“难忘的五八年啊！三面红旗，六亿老百姓，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你们不讲，我讲！”
这话里头，透着一股子执拗和不容置疑的劲儿。说实在话，那几年，主席的脾气确实变得急了，甚至有些焦躁。他曾经跟秘书们说过一句很重的话：“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难道比打败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还难？我不信！”
这种“不信邪”的劲头，贯穿了他的一生。打天下的时候，这股劲儿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可到了坐天下，搞建设的时候，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了。
时间往前倒几年，在杭州，那会儿的气氛还相当从容。1953年，主席带着陈伯达、胡乔木他们一帮笔杆子，跑到西子湖畔，不是为了游山玩水，而是要干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起草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
那几个月，他几乎把自己埋进了书堆里，一遍遍地琢磨宪法草稿。有一次，秘书叶子龙陪他爬五云山，在山顶凉亭歇脚的时候，忍不住问：“主席，咱们啥时候回北京？”
主席没直接回答，而是望着远处的湖光山色，悠悠地说：“宪法，这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从我这个党主席，到地里刨食的老百姓，都得照着它办。将来我不当国家主席了，谁来当，也得照着它办。这个规矩，必须立好！”
你看，那个时候的他，想的是立规矩，是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秩序。他对“法”的敬畏，对程序的重视，在那一刻是真真切切的。
他对身后事的安排，同样体现了这种打破旧规矩、建立新风尚的远见。这事儿得从任弼时同志的去世说起。任弼时是党内的“骆驼”，任劳任怨，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作为开国元勋，他的葬礼办得非常隆重。
事后，主席却不止一次地跟刘少奇、周总理他们念叨：弼时同志贡献大，厚葬是应该的。可咱们这些人将来要是都这么搞，黄土埋到脖子，那得占多大一块地？死人跟活人争地方，这不好。
后来在杭州，他看到西湖边上那些大大小小的坟头，更加坚定了这个想法。于是，他带头发起了一个倡议：身后事，火葬。
1956年4月，中南海怀仁堂，一张“倡议实行火葬签名册”摆在桌上。主席拿起毛笔，第一个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一个接一个，签了136个人。
主席回头瞅见秘书叶子龙站着没动，就开玩笑地问他：“子龙，你怎么不签？是不是怕死啊？”叶子龙赶紧解释：“主席，我不是怕死，是怕不够格。”说完，也走上前，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排在第72位。
这些开天辟地的元勋，生前艰苦朴素，身后事也想得这么通透，不给后人添麻烦。这种境界，不得不让人佩服。
可话又说回来，主席的性格里，始终有一团火。他渴望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这种渴望，有时候会烧得他自己都控制不住。他不止一次地说：“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巨大成功，让这团火烧得更旺了。当时全国上下的热情，就像干柴遇上了烈火。特别是农村合作化运动，搞得是热火朝天。主席下去一走，看到老乡们那股冲天的干劲，心里头别提多高兴了。
他觉得，群众的积极性起来了，咱们这些当领导的，可不能拖后腿。他甚至用了个很形象的比喻，批评那些思想保守的同志，说他们“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
1955年，他看到河南一个村子实现全村合作化的报道，兴奋地写下按语：“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
“鸡毛要上天”，这五个字，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最生动的注脚。一种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急切心情，开始在整个国家弥漫开来。他甚至公开说：“你有那么多人，那么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这话说得极重，也反映了他内心巨大的压力。
到了1958年，这股急切的情绪达到了顶峰。那一年，主席几乎没在北京待着，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地视察、开会。从南宁会议批评“反冒进”，到成都会议、北戴河会议，一个接一个，调子也越来越高。
最初提出用十五年赶上英国，很快就变成了七年、五年，最后甚至喊出了两年。全民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这两个轮子，载着整个中国，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狂奔。
中南海里头都未能免俗，机关干部也建了个土法炼钢炉，让秘书叶子龙当厂长。结果可想而知，钢没炼出来，倒是把人累得够呛，还浪费了不少物资。叶子龙跟主席汇报，说这法子恐怕不行。
主席听了却不太高兴，说：“你怎么知道不行？要好好向工人师傅学习嘛！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他骨子里，就是这么信任群众的力量，相信人民能创造一切人间奇迹。
可有些奇迹，终究是违背常识的。各地开始放高产“卫星”，报纸上亩产万斤、几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消息层出不穷。
有一次在天津，地方干部指着一块稻田，汇报说这块地亩产十万斤。主席当场就摇头，指着那位干部说：“你在吹牛。这不可能，我是种过地的，你没种过地吧？堆都堆不出来么！”
他还看见有小孩被安排站在稻穗上拍照，赶紧制止：“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啊！”
那天晚上吃饭，主席就吃了那么一小口烤鸭，就放下了筷子。别人劝他多吃点，他摆摆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不吃了，吃多了会消化不良的！”
明眼人都看得出，他心里堵得慌。他看到了浮夸，也感到了不安。他开始试图纠偏，在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他批评“共产风”，批评高指标，甚至建议各级干部去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想让大家头脑清醒清醒。
可这艘大船已经开得太快了，惯性太大了。他可以踩刹车，却绝不允许任何人质疑这艘船前进的方向。他始终坚信，总路线没错，大跃进的成绩是九个指头，问题只是一个指头。
说到底，他是一位诗人气质的革命家，一个宏大的战略家。他能用最浪漫的诗句，描绘最壮丽的革命图景，也能用最坚定的意志，推动一个古老的民族挣脱枷锁。但治理一个庞大的国家，光有激情和诗意，恐怕远远不够。那场席卷全国的狂热，终究成了他晚年的一大憾事，也给后人留下了太多沉重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