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

提及王耀武之“盛名”，山东人无不耳熟能详；而谈及“攻占济南城，生擒王耀武”的英勇口号，老济南们更是滔滔不绝。王耀武，山东泰安人士，民国时期国民党资深将领，蒋介石的亲信干将，曾为国民党高层要员。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山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

在济南战役中，关于是否成功“活捉”了王耀武，以及他究竟是如何被俘获的，以及被俘之后他的内心世界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民间历来有着诸多不同的说法，意见不一。通过查阅山东省档案馆的珍贵档案资料，我们得以清晰地揭示这些谜团。

仓皇逃窜：乔堃，临清人。

1948年9月23日黄昏时分，历史悠久的济南城内烽火四起，炮声隆隆。在这激战正酣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英勇无畏，如猛虎下山，勇闯国民党军队布下的密集火力封锁线，最终攀登至城墙东南角的制高点，将写有“攻克济南府，生擒王耀武”的战旗高高升起，插上了巍峨的城楼之上。

济南战役，解放军进市区

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山东战场上的济南战役，堪称规模最大的城市攻坚战。该战役以人民解放军彻底消灭十万国民党守军而告终，这座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的名城，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蒋介石在山东构建的点线防御体系被彻底击碎。济南的解放，为解放军与国民党军展开的战略决战，揭开了胜利的序章。

遗憾的是，王耀武得以遁形，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数日之后，经过一番乔装易容，他在寿光境内终被捕获。

“我们不能自我毁灭。我蒙受蒋总裁的栽培，肩负着黄埔精神的重托，绝不能坐以待毙，束手就擒。”上午11时半，伴随着猛烈的炮火轰鸣，他带领四位卫士，以巡查阵地为名，从大明湖畔悄然撤离。北极阁东北角悄然逃离，借助事先挖掘的地道潜出城池，随即丢弃军装，改装成普通百姓，成功混过了城郊的岗哨，意图逃往设有美军驻地的青岛。

立秋已过数日，然而天气依旧未现凉爽之态，空气中弥漫着闷热的气息。28日的清晨8点左右，寿光县公安局政卫队的刘金光、刘玉民、张宗学三名战士，站立在屯田村西北角的大桥之上，警觉地观察着过往的行人。这座大桥位于沧潍公路的关键位置。遵照上级的指示，近期全省各交通要道、渡口码头、车站等地均需增设岗哨，以盘查济南战役中潜逃的国民党溃军。此刻，远处驶来的两辆胶轮大车引起了三名战士的注意。车上载着5名男子和2名女子，其中一人用白手巾蒙头，身覆棉被，病态地躺在车上。当车辆被拦下后，一行人皆称自己是逃难至此的商人，然而他们的口音却并非济南人。鉴于他们行为举止可疑，战士们便将他们连同车辆一同送往了不远的县机关。

乔玉龙先生，请问您来自何处？您的职业是？此行目的地是哪里？

答：吾经营一家饭庄，坐落于三大马路纬十二路。身为济南籍人士，我萌生了前往青岛的念头，那里有好友能驾车相送，我正寻求他的帮助。车中那位患病者（即乔堃）乃我叔父，他在济南因炮火声震聋，进而诱发急症。我将陪同他一同前往青岛。

此刻，乔堃依旧卧于车中，佯装病重，无法下车。他伸出舌头向战士们展示，仿佛言语也丧失了能力。然而，他那宽阔的脸庞，配着圈腮胡须，仔细观察他头上的白手巾，却发现额头肌肤异常苍白，似乎留有军帽压迫的痕迹。检查他的脉搏，跳动平缓，并不像是因病而无法言语。战士们命令乔堃下车交谈，他即刻显露出惊慌失措的神色，只得艰难地坐起身。乔玉龙立刻上前，将他背下车。不久，乔堃又提出需要方便，乔玉龙从衣袋中取出一叠洁白的纸巾。王洪涛推测，乔堃并非普通的商人，而应是一位官员，且非寻常小吏。

乔堃：哪国人？做什么？

答：乔堃，临清人。

问：请提高音量。

答：我家三口人。

问：你在济南？

我在那开饭馆。

您何时前往济南？与乔玉龙有何关联？

答：我自幼生长于济南。那位乔先生同样是临清籍贯，与我同是乡里之人。

您好，请问本店字号如何？我们主要经营什么商品？同时，我们是否提供烹饪服务呢？

答：我对字号一无所知，眼前一片混乱。我感到十分惊慌，以至于头脑变得有些混乱。我雇佣了他人来负责烹饪。

询：乔玉龙所居住的村庄是哪里？你们是如何获得通行证的？？

答：我无法确切地描绘那究竟是哪个村庄，但它并不遥远，隶属于我熟悉的区域。而这通行证的名字，却是我未曾得知的，似乎是出自他的创意。

问：他父亲名谁？认得他吗？

答：他应是位朴实无华的乡村百姓。至于他的底细，我尚不甚了解。他名叫乔坤，但有一次曾踏足济南之地。

问：他怎么叫你亲叔？

答：俺都姓乔，辈分相同。

提问愈多，回应中的漏洞便接连出现。乔堃与乔玉龙二人尤其引发了战士们的质疑。审讯股长王登仁急忙带着谈话记录和通行证赶至局长办公室，局长立刻召集公安局全体干部，对这几人的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众人一致认为，除了二乔之外的三男二女，虽然不像真正的商人，却也并非官员，可以立即予以释放。然而，二乔二人至少是恶行累累、不敢归家的顽劣官佐，理应分别予以扣押，并进一步审讯，待查明他们的真实身份后再做处置。

末路穷途：至此，我决定坦诚相告……

乔堃踏入禁闭室后，便频繁地提出谈话的请求。在当日下午三点半，王登仁股长对他进行了新一轮的审讯。面对提审员的指示，要求他先行一步，乔堃显得极度不安，踌躇不前，坚决拒绝走在前面，坚持要与提审员并排同行。进入审讯室后，乔堃的行为举止显得更加异常。

问：你是哪里人？

答：你是县长？

答：你询问我的籍贯，我却好奇你是在询问我是否担任过县长的职务。

答：我已无顾忌，索性直言不讳。我便直言道来，我是王耀武。那几位随从，是我的贴身卫士。我欲与县长一谈。

真相揭晓！乔堃即王耀武。

至此，王耀武的“生擒”之举为济南战役的画卷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点。

夜幕低垂，寿光县县长张某与王耀武展开了一场深入的交谈。王耀武脸上洋溢着如释重负的释然，神态显得格外轻松，他毫无保留地详述了这几日以来的行踪，并分享了自己的诸多见解。

自本月24日中午12点半起，我便潜伏于济南外围的一处工事之中。那晚，大雨倾盆，我在那里度过了一夜。次日，即25日，我抵达了周村，并雇佣了一辆大车。27日，我在夜幕中赶路，直至28日清晨，终于抵达了此地的屯田。

2. 济南之失守，根本原因在于士气的严重下滑。即便上级官员未明言不满，其心情亦不佳。究其根本，基层问题悬而未决，士兵们饱受饥饿与寒冷之苦，这样的状况下，他们又怎能有效作战呢？

3.济南的失陷主要归因于吴化文的投降。在他投降之前，他曾召集营级以上干部召开会议。事后，一位团长曾向我透露，当时仅有短短40分钟的时间，尽管如此，电话通讯依然保持畅通。我立刻告知吴化文：“你必须攻城。若不攻城，随你便！”随后，他便带领部队离去。吴化文投降的背后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他本人狡诈多变，另一方面，主要得益于何志斌旅长。何志斌过去曾被俘，并在解放军中接受了教育，后来他劝说吴化文归降。

4.你们的宽容政策果然高明，我们实则对此感到些许忧虑。

5. （济南）我们失守的第二个原因是机场的陷落。当时，我们拾到了你们的炮弹壳，判断那是野战炮的弹药，推测它们是从黄河以北的敌方阵地发射而来，如此遥远的距离（超过15里）炮弹竟然落到了我们的飞机场，造成了三个炮弹的损失。此后，当飞机运送第七个连队时，由于恐惧，我们不敢再继续运送，那七个连队因此而溃散。

6.我的防御工事构筑在济市西山深处约二十余里，以备济南战局不利时，即撤守至该地。那处早已储备了充足的补给。然而，你们并未从那里发起攻击，而是从东面发起了进攻。东面由徐振中负责守卫，那是一片不大的区域，但仅坚守了两日，便被你们攻破，仿佛你们事先就已知晓徐振中的部署。解放军进城后，我未能找到徐振中的踪迹。

7. 国民党常常处于落后地位，而共产党则持续展现进步态势，共产党每前进一步，国民党仅能前进一寸。我目睹了贵方的整风运动，亦要求下属开展整风，然而效果甚微，原因在于他们（指其基层）往往是空谈而不付诸实践。此外，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这四大领域，我们的表现皆不及你们，因此国党的处境不容乐观。

8.明日敬请派车送我前往华东局，恳请发送一份电报通知，并预备一辆卡车以供我出行之需。

心路历程：彼时，君尊贵如座上宾，而我却沦为阶下囚，回望往昔……

▲王耀武华东局政治部被俘留影

“他可是老蒋的亲信，宁愿赴死也不愿改变，我何必效仿他！若我当初劝他一起起义，恐怕他会杀了我！”历史无法假设，对于这段历史的真伪与曲折，如今探讨意义已不大。但济南战役结束后不久，王耀武与霍守义、陈金城、聂松溪等国民党高级官员共同撰写了《告国民党官兵书》，书中明确指出了济南战役的失败原因，并表达了对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的敬佩之情。

在济南战役中，吴化文起义固然发挥了作用，但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解放军战士们个个心怀崇高理想，他们为了人民而战，以必死之志，争夺最后的胜利；相较之下，那些在反人民政府的蒋介石集团统治下的各级官兵，大多是因为环境所迫，被迫参与战斗，他们并不愿意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个人利益做出无谓的牺牲。与那些缺乏主义、缺乏理想、被迫为蒋美充当炮灰的反动武装相比，我们革命军队是有觉悟、有理想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胜负之别，显而易见。

自耀武等人获得解放以来，起初心中存有不安，以为身为罪人必受羞辱。然而，解放军秉持宽宏大量的政策，不仅不追究过往之罪，还给予了改过自新的机会与学习之途。在受益之余，心中感激与愧疚之情愈发浓重。……各位明智之士，面对未来的抉择，应果断行事，审慎决策。无论是战场上的起义，放下武器，还是立功以获得奖赏，或以功赎罪，都将得到广大民众的关爱与谅解，并确保各位拥有光明的未来。此乃肺腑之言，愿各位明察。

1959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决定，特赦包括王耀武在内的33位战争罪犯。在周恩来总理的深切关怀与精心安排下，王耀武首先在北京市大兴县投入了一段时期的农业劳动，随后，他与溥仪、杜聿明等知名人士一同成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文史专员。自1964年起，他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遗憾的是，他在1968年7月于北京离世。当然，以上所述均为后续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