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徐景贤因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担任要职，曾一时成为舆论的焦点。但随“四人帮”的败落及文革的终结，他的命运急转直下，最终落得被捕入狱，遭受了他应得的惩治。

在这十年饱经风雨的岁月里，徐景贤走过了诸多鲜为人知的波折与变迁。出狱之后，他又是如何逐步适应并应对那全新的生活？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老友、王洪文的昔日秘书萧木，撰写了一篇题为《你走了，轻盈如白云》的纪念文章，深情地追忆了徐景贤那后半生充满坎坷与曲折的历程。全文如下。

徐景贤

（一）

在这户外，人群三三两两地络绎不绝，步入了那不足二十平米的狭小告别厅。厅内人潮攒动，宛如密密麻麻的蚁群，黑压压的一片。哀乐声低沉而缓慢，在空气中悄然弥漫。我随着人流缓缓挪动，每一步都踏实地留下足迹，向着那被玻璃器皿包围的你——我的“同年大哥”——缓缓前行。

在这片土地上，您度过了74载春秋，轻挥衣袖，便悄然踏上了远行的路。您的离世，并未引发媒体的争相报道，亦无豪华灵堂的铺陈。它宛如一片随风飘散的云彩，悄无声息。您一生节俭，从未有将遗产留予子女的念头，甚至未留下只言片语，您的遗体更是无私捐献，回馈于社会。

转眼间，那日你宣布捐赠遗体之决定时，我心中尚存疑惑。你却微微上扬嘴角，微笑着以坚定的语调回答：萧木，若我先你一步离世，你凝望我渐行渐远的身影，那不仅仅是你我之间的私人回忆。这一幕，将转化为国家与科研机构的研究素材。这其中所蕴含的深意，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一番吗？

在这刻，我的目光落在你提及的“标本”之上，泪水不禁潸然滑落。我深知，这背后是你自愿做出的决定。在遗体捐献的申请表格上，设有数项要求，捐献者需在“是”与“否”的选项间作出勾选。您选择不保留遗体中的任何部分，亦不倾向于保留骨灰。在遗体捐献的隐私保护方面，您的立场同样是否定的。提问环节尾声：“请问您是否希望保留部分遗发以作纪念？”在稍作沉思之后，您选择了“是”作为您的回应。

迈入五十岁门槛时，我的双鬓已披上霜雪般的银丝，而你依旧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这不禁让我心生几分羡慕。你的笑语轻盈，或许这正是遗传基因的神奇魅力所在？我的父亲直至七十岁鬓角才初现白霜。实际上，头发的颜色并不能完全代表一个人的年龄。

我心领神会，于那最后一笔勾勒之际，想必你心中波澜起伏，满是对那位始终深切缅怀的父亲——老教育家徐宗骏先生的深情追忆。与此同时，你的思绪飘向了两个女儿和那两个可爱的小外孙，你衷心期望他们能将这份记忆永存心中，铭记曾有一位黑发如墨、不细观几乎难以分辨年纪的父亲与外公。

然而，老徐，您在我记忆中的形象，相较今日，似乎年轻了不止几分，头发也显得更加乌黑且熠熠生辉。往昔，您曾梳着那个时代颇为流行的“一边倒”发型，发丝从额头轻盈垂落，几乎拂过眉尖，那乌黑的发丝光泽夺目，令人印象深刻。

（二）

我与老友徐景贤的初次重逢，应当追溯至1961年春末夏初那段温馨而美好的时光。

“您好，萧木同志，抱歉让您久等了。”

我简明扼要地说明了前来此地的初衷，他旋即表示同意。于那电梯口逼仄的空间，连一杯清水也未准备，我们却因共同的文学情怀而展开了宛如春日暖阳般的热烈交谈。他温文尔雅的气质、敏锐的洞察力以及谦和且风趣的言辞，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尤为令人称道的是，翌日午时，他不仅准时完成了评论稿，更是亲自将稿件送至康平路141号的党刊编辑部。他骑自行车渐行渐远，挥手告别的身影，至今依旧鲜明地烙印在我的记忆之中。

那时二十几岁。徐老，在众多与我相识的上海年轻作家中，堪称饱学之士中的翘楚，他不仅对政治有着深刻的理解，更怀揣着澎湃的革命激情。然而，他的这份热情宛如藏而不露的珍宝，并非那种张扬外露、咄咄逼人的气势，唯有经过漫长的交往，才能领略其真谛。

或许，正是我们对行事风格与为人处世的温文尔雅之追求，以及那份不事张扬、不夸大其词的共性，使我们之间形成了独特的默契。他始终以兄长般的关怀守护着我，这份持久的温情，几十年来未曾改变，始终如一。

约在1962年夏末秋初之际，我在《上海文学》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探索》。起初，这部作品收获了广泛的赞誉，然而不久后，我得知在作家协会举办的一次学习班上，《探索》遭到了集中的指摘。部分人士对作者意图提出质疑，认为其试图给“大跃进”运动抹黑，同时声称即将公开发表一篇对会议纪要的批判性文章。彼时，我内心深处确实对大跃进怀有由衷的赞赏，将其视为一场辉煌的“探险”。然而，未曾料到此举竟被误读为“抹黑”，一时间，我既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委屈，又陷入了极度的焦虑。以至于，在接到作协的通知后，我甚至不敢再参加任何会议。

过了一两个月，在《上海文学》杂志中，一篇对《探索》的深入评论同样引起了我的关注。尽管文中也指出了些许不足，但总体上，尤其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它对《探索》给予了热烈且积极的评价与肯定，这让我深受触动。该评论的作者，是徐景贤先生。

随着中苏之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在党内逐渐蔓延，我迫切地渴望与时俱进，于是开始如饥似渴地研读那些此前未曾引起我兴趣的马列主义理论，有时甚至不加筛选。与此同时，我得知老徐已经加入了石西民主持的写作班，该班位于华山路的丁香花园，他正沉浸在“闭关修炼”的状态中，专注于撰写“反修”文章。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之间的联系逐渐减少，然而我始终如一地仔细阅读《内刊》（即《内部未定稿》，由中共华东局主办）上的每一篇文章，尤其是那些署名为“丁学雷”的文稿，因为我知道，这些文章多半出自老徐之手，或者至少经过了他的审阅。

时光荏苒，见证了《五·一六通知》的颁布以及文化大革命的迅速崛起。老徐最初加入了市委文革小组，继而成为了曹荻秋市长撰写文革检讨的幕后文稿撰写者。此后，以老徐为核心的写作团队，在1966年12月18日的文化广场集会上，高声呼喊出了“革命光辉照耀京城，造反行动更显主席心”的豪迈口号。众多文人雅士也纷纷投身于这场造反的风潮，共同组建了一个团体。他们虽怀揣满腔热情，却保持低调，不愿自称司令部，于是将这个团体命名为“市委机关联络站”，宛如“犹抱琵琶半遮面”。

在这段波澜壮阔的岁月里，我怀揣着满腔的热情和无畏的勇气，毅然决然地投身于文革的滚滚洪流之中，立志要经历一场彻底的“脱胎换骨”的蜕变。然而，随着编辑部的主副主任接连遭受批判，我这位编委竟意外地被推上了所谓的“候补当权派”的位置。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当权者往往容易招致非议，处境艰难，这使我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党刊内部矛盾激化的焦点。

投身于一部描绘那场被誉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的鸿篇巨著的撰写，我蜷缩于墙角的枯叶堆中，潜心勾勒小说的骨骼，完全沉浸于创作的天地，将饥饿与寒冷抛诸脑后。

仅支撑了两天，我便深刻认识到这并非长久之策。夜色渐深，天色愈发阴沉，仿佛预示着即将迎来一场降雪。恰巧在公园门口遇到了一位与我关系紧密的党刊造反派领导人，我便请他代为转达我的请求，希望他能向老徐伸出援手，传达我渴望得到庇护的愿望。

随着夜幕降临，耳畔回荡着回声，我推开武康路2号联络站那扇宽大且略显陈旧的绿漆门，步入了一个热闹非凡、似乎正在激烈争论的大厅。突然，我注意到人群中老徐转身离去，他匆匆向我走来。正如他在后来的《十年一梦》中生动再现的那样：“我摘下头上的哥萨克皮帽，解开中式棉袄，热气逼人，慷慨激昂……”这一次，他专门对我如此说：“萧木，你为何到现在才站起来反抗？我一直在这里等你！但革命不分先后，只要勇敢地站出来，反抗就是胜利！”

“你只需安心留在此地，我自会确保你的周全，让你无忧无虑，食不愁、衣不缺，而书籍更是触手可及，应有尽有！”语罢，老徐立刻在我心中重塑了那位记忆中“同年大哥”的形象。

随着漫天飘洒的雪花预示着1966年的尾声，上海城内充盈着喧嚣与混乱的氛围。老徐步履匆匆，在街巷中来回穿梭，不知疲倦地奔波劳碌。而我，则独居于小屋之中，悠然自得地翻阅着书籍与报纸，沉浸在个人的世界里。数年后，一则消息传来，当年党刊中某一派别的人物曾试图登门拜访我。幸赖老徐的大力援手，我方才得以幸免于难，避开了被捉拿的厄运。然而，在那时，我对此事竟毫无察觉。（）。对于自己未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我深感愧疚与忧虑。与此同时，看到老徐引领革命的浪潮，我内心不禁涌动着一份由衷的敬佩与喜悦。然而，每当回想起那位昔日温文尔雅的老友，竟如此迅速地蜕变成为坚定的革命战士，我心中不免泛起一层难以置信的涟漪。

怀疑成真。

起初，老徐是在接到张春桥、姚文元——两位已晋升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同志——的多次电话指令后，毅然投身于造反的队伍。因此，他常遭受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的无端嘲讽，被贴上了“奉命造反”的标签。至于他在文化广场大会上发表的《造反声明》，这篇后来在上海乃至全国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宣言，是在几位才子对其初稿进行了多次犀利的“炮轰”和反复打磨之后，才最终成稿，其“造反精神”也因此得到了充分的彰显。

我并非意图为已故的老徐寻找任何借口，而是力求揭示一段历史的真实面貌。在那个时代，“造反精神”若显不足，实则被视为一种耻辱。他周围的秀才们对他的激烈批评，实则源于一片赤诚，正如当时所言，那是“助力战友”的体现。

（三）

“只需集中精力搜集那些散发的传单与街头小报，它们或许会为你的小说创作带来意想不到的灵感和助力。”

喜悦之情难以言表，我遂决定将铺盖一同搬来此地。白日里，我珍惜每一刻时光搜集资料，夜晚则投身于整理与登记的工作。仅仅两个月，三大柜子的传单与小报便堆得满满当当。随着市革会和市委的相继成立，老徐再次力荐我加入市革会专题写作组、《红旗》杂志上海组稿组和市委写作组。写作，是我终身的追求，如今有了如此丰富的书籍供我研读，尽管工作繁忙如轮转不息，但我的内心却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与喜悦。然而，对于老徐来说，尽管他在众多群众集会上依旧能够发表充满激情的演讲，台上他挥舞手臂，台上万众呼应，但在我眼中，他似乎并未真正体会到快乐。

自1968年下半年度起，我的职业生涯与居住地皆定位于康办大院西侧那栋建筑物的三层。大院住宅区的绿茵草坪周围，停泊着数辆黑色轿车，那是马天水、徐景贤等市委及市革会领导所专属的老式座驾。透过窗户，我目睹他们频繁穿梭于车门之间，却未曾对他们的公务繁忙产生一丝好奇。偶尔，我也会听到关于“三王”——王承龙、王洪文、王秀珍——与老徐之间权力斗争的传闻，然而，我对这些并不甚关心，亦未曾深究。我所关注的，是老徐在我心中的形象逐渐变得模糊，他的外貌也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不知从何时起，他突然变得体型臃肿，经常身着一件鼓鼓囊囊的蓝布棉大衣，显得愈发笨重而拖沓，背部也微微凸起。我能够想象他承受着何等的压力。

一日，他偶然踏入了我们的办公空间。我怀着忧虑，关切地探询他的健康状况与近期工作，而他仅以八个字概括回应：“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此言一出，我不禁联想起了他早年赠予我的那本报告文学集《生命似火》。书中，《在洪泽湖封冻的日子里》一文，生动地再现了船民在湖中央冰面被困的情景——湖面之冰无法承载单人站立之重，岸上的人们为了向被困的船民输送食物，不得不手持竹竿，匍匐前行，每一步都需小心翼翼。那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体验，与老徐此刻的心境有着惊人的相似。我的内心不由得泛起一丝淡淡的忧伤。

“久不练笔，笔力易退。”徐老感慨地说：“胡适先生曾言，人生恰似一盘棋局，身为一名跨过河界的卒子，唯有勇往直前，方能有所作为。我亦抱持此念，自踏上这征程之日起，恐怕回头之路，早已不复存在。”

在这声叹息中，虽夹杂着几分自豪的余音，然而无奈与哀愁的旋律却显得更为深沉。

数日过后，他主动踏入了我的居所。在细细品读了《初春》之后，他给出了细致入微的修订建议，并不断激励我竭尽全力，以期这部描绘文革的巨著能最终圆满完成，并且郑重承诺自己将成为第一位热心的读者。然而，当话题转向创办文学杂志的构想时，他却缄口不言，始终避而不答。在我反复追问之下，他的表情略显尴尬，忍不住露出苦笑。萧木啊，你政治观念中显露的纯真令人不禁感慨万分。然而，你须明白，世间有些事务虽然可行，却不宜轻易明言。

起初，我未曾料想老徐竟然已经是一位声名远扬的官员。他的言辞非同寻常，一句官场俗语便道出了其中的玄机。他缄口不言，实则是对话语最深刻的演绎——那分明是在暗示大家先行行动，待事后再来汇报。事后，我将此事转告朱永嘉，老朱听闻后立刻心领神会。在他的精心策划与组织下，文艺组的陈冀德等同仁齐心协力，自1973年初起，陆续创办了《朝霞》丛刊、月刊以及《外国文艺摘译》等多种文艺刊物。

“既然已经进食”，便有了推脱午宴的借口。然而，最终我还是未能成功推脱。餐桌上虽仅是家常的调料，但蕴芳大姐却能将菜肴烹饪得精致可口，桌上还摆放着三只色彩鲜艳的大闸蟹。更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老徐介绍了一位既熟悉又陌生的人物：熟悉，因为我曾多次在远处见过他；陌生，因为这是我们首次面对面交谈。他就是王洪文。

徐老先生，素以字句推敲严谨著称，向王洪文如此介绍道：“这位乃萧木同志，他出身于工人阶级，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作家，曾服务于铁路工人。”

我透彻领悟了老徐所阐述的三个层面。首先，他特别指出我过往的工人身份，显然是为了缩短与王洪文的距离，以期加深他对我个人的接纳。据此推断，我可能即将面临一项与王洪文相关联、尚不明确的任务。此外，传闻中偶尔出现分歧的市委和市革会领导，似乎因某些共同诉求，萌生了团结的意愿，而老徐则是主动伸出和解的橄榄枝。

尾端的篇章给予我极大的慰藉，相比之下，前两节的描述却引发了我深深的困惑，使得我的内心笼罩在一层不安的阴影之下。

“别再自吹自擂了！你饮食不规律，时而吃冷，时而吃热，胃病都找上门来，还谈什么细嚼慢咽？”王洪文惊讶地看向老徐，好奇地问：“你也患胃病？”老徐略显尴尬地微笑，答道：“确实有，但还算能够控制。”

餐后，徐老引领我及王洪文步入一间隐蔽的密室，轻轻关上房门，随后细致地向我讲述了不久前在庐山举行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激烈交锋。那场被誉为“能撼动庐山、令地球为之暂歇”的风波，对我产生了深刻的触动。这也使我领悟到了王、徐二人携手合作的真正缘由。显而易见，在那次会议中，林彪暗中策划的主要目标直指张春桥，这一行动无疑给王、徐二人带来了沉重的压力。面对四周“强敌环伺”的严峻局面，他们毅然决然地搁置个人恩怨，团结一心，共同应对外部的挑战。

稍后，老徐出示了文件，向我概括地解读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的核心思想，以及闭幕式上对全党提出的“学习马列主义”的号召。接着，他透露，自己与王洪文已就共同研读马列主义达成一致，决定利用每日午休时间投入两小时进行学习，他们的决心坚定，毫不动摇。然而，他也流露出对某些内容理解上的疑虑，因此诚恳地请求我担任他们的指导老师。我深知老徐完全有能力自学，无需他人协助。尽管他未明言，但我敏锐地察觉，他此举意在与王洪文并肩前进，故精心策划了这一计划。尽管如此，我还是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目的仅在于激励自己勤奋阅读。

自那时起，我们的学习之旅愈发坚定且绵长。起初，仅有徐、王二位同仁投身其中，不久，马天水、王少庸等十余人亦纷纷加入。他们潜心研读的，是毛主席亲自批注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思想巨匠的经典著作，总计三十余部。

那时，我和老徐都未曾想到，仅仅因为我兼职担任辅导教师，竟使我三年后接到了调往京城工作的命令。起初，我被分配参与筹备中的十大党章修订工作；在十大会议闭幕之时，王洪文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他宣称，毛主席赋予他的首要任务是研读马列著作，因此他以这一理由将我留在了他的身边。日复一日，他始终坚持每天两小时的辅导时间，从不间断。随后，陈永贵同志和吴桂贤同志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我们一起继续研读那三十本经典著作。

在这段岁月里，我严谨遵照指示，为周恩来、王洪文、华国锋同志草拟了一系列基础性文件，并协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处理他们委托的各项文字工作。此外，我在《人民日报》也担纲了相应的职责。

我常常感到困扰，但这并非因为我察觉到王、张、江、姚等人有“篡党夺权”的野心，而是因为我自身陷入了“一仆多主”的困境，这使我很难有足够的时间专注于自己的创作。

同样地，老徐似乎并未达到他心中的期望，尤其是1974年春季那起《朝霞》事件，那段往事在他内心留下了长久的自责。在此，我不打算对这一事件的缘起、发展及其深层含义做过多剖析。（注：如需对此次事件进行更深入的了解，敬请查阅本刊上一年度第十期“文摘”栏目中陈冀德先生所撰写的《“阴谋文艺”遭遇阴谋——〈朝霞〉事件纪实》一文。）简练而深刻：在波澜壮阔的文革洪流中，它仅是一抹微不足道的浪花。然而，这抹微小的浪花却持续不息，从基层直至高层，映射出知识分子在那场错综复杂的权力角逐中所面临的无奈与窘境。

少数工人造反派成员对《朝霞》杂志中两位青年作家创作的两篇短篇小说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过分的解读，任意放大其内涵。起初，他们针对一些基层单位发起了猛烈的攻击，紧接着便向市委提交了一份报告，要求在全市范围内展开一场广泛的批判运动。这份报告送至康办后，王秀珍和马天水已签署了认可意见，只待徐景贤作出进一步的指示。

鲜有人能洞察老徐内心所经历的激烈思想交锋，但最终，他在正确的选项上画下了一个坚定不移的圆圈。

我的切身体会让我深刻领悟到了老徐对友情的深切珍视。尤其是1968年那个金色的秋季，面对专题写作组的即将解散，他更是用心周到地为每位成员精心筹备了妥善的安置，这一点显得尤为显著。然而，就在那不经意的瞬间，他勾勒出了那个“O”的轮廓，却在几位文友之间，留下了友谊中难以愈合的裂痕。照此方法行事，最先遭受冲击的受害者无疑是自1959年以来便与他建立深厚友谊的知己、《朝霞》杂志的负责人陈冀德，以及同样与他结识且深受他热情关怀的两位青年作家。

陈冀德与他的两位年轻同事，确实陷入了深重的困境，四面受敌。他们纷纷向我投递信件，倾诉他们所遭遇的种种艰难。

本案亦牵连王洪文，显而易见，他坚定地站在王秀珍一边。

我必须公正地指出，在那段历时三年的漫长时光里，在北京钓鱼台，王洪文不仅给予了我优厚的待遇，而且始终怀抱着一份深深的敬意。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即便身处秦城监狱的病榻之上，他仍旧不厌其烦地向前来探望的妻子叮咛，请她转达对他的诚挚问候。他衷心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能够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继续为他执笔不辍。然而，尽管如此——面对《朝霞》事件，我情绪激愤。我深信，《朝霞》编辑的疏漏责任在我。因为那些小说是在我的监督下被认可的。如果需要追究责任，请直接对我进行指正。为何将罪责转嫁给那些无畏的革命青年呢？他先是一愣，随即微笑着解释道：“原来是一场误会，恰似洪水之水倾覆了龙王的宫殿。您不必介意，我已下令即刻停止他们的批改工作。”

这场风波自始至终仅历时一个月便画上了句点，得益于张春桥的巧妙介入与有效斡旋，问题得以迅速且圆满地解决。

老徐痛苦不已。

外界或许以为这不过是一场追逐官帽的简单游戏。然而，对于身临其境的老徐而言，他所感知与经历的，远非这些表象所能概括。他只能默默承受，独自抚慰那道深藏心底、连他自己也难以说清其起源的伤痕。

同年五月，我因公事再次踏上上海的征途。在旅途中，我特意拜访了老徐。甫一相见，他便热情地紧握我的手，话语间流露出难以隐藏的喜悦。萧木，我犯下了极其重大的错误，对此我深感懊悔不已。这份歉意如同根深蒂固的种子，不仅植根于我内心深处，对老朱、陈冀德两位，也同样倾注了满腔的热忱与愧疚。我向他们透露了与老朱、陈冀德的会晤详情，他们对你均展现了深厚的理解，并且毫无责怪之意。

他不禁心生感慨：“他们越是宽恕我，我心中的愧疚感便愈发沉重。”岁月如梭，当徐、朱、陈及我等数人在历经世间的风霜、尝遍人间的冷暖后重逢，共同剪短夜窗下的烛光，轻声细语于巴山的夜雨之中，偶尔提及那曾经的《朝霞》往事，相互对视一笑，依旧能体会到那份清风明月的宁静。然而，就在那一天，我告别了老徐的家，漫步在康办大院的花园小径上，心头却异常沉重。对于老徐，我不仅感同身受于他的无奈，更对他怀有深深的同情，或许更多的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惋惜。我常怀此念，对于像老徐这样才华横溢的作家来说，选择退隐官场无疑是明智之举。一旦踏入此类体制，尤其是官场，往往难以逃脱悲剧的命运。

此刻，我全然未察觉，即便自认为平凡无奇，却在不经意间演绎了一出悲剧。

（四）

在文革即将落幕之际，我的那部尚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春江潮》迅速被诬指为“篡党夺权”的毒物，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一场惨烈的革命批判的风暴。我自己，也被流放到炮兵、步兵的隔离室，乃至秦城监狱，五年的半载时光如同穿梭的梭子般迅速流逝。此后，我在上海的劳动改造中度过了八个月的时光。然而，时局突变，我在1982年11月被捕，依照法律接受审判，最终被判处九年有期徒刑，并被送往提篮桥监狱服刑和接受改造。

在监房的前方，是一条被称为“小阳台”的狭窄过道，其开阔的尺度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当年，英国设计师独具匠心，为了满足通风需求，巧妙地嵌入了一排排铁丝网，使得上下楼层之间能够透过网孔相互窥视。在一次“小放风”的间隙，我步出监房，无意中向下俯瞰，竟瞥见一名犯人半蹲着身躯，正忙碌地进餐。令人称奇的是，他面前的搪瓷饭碗并非直接置于桌上，而是放置在一个装满热水的面盆之内。每当他用勺子舀起饭粒时，饭碗随之轻轻晃动，摇曳生姿。这一幕瞬间激发了我心中的灵感。

那独特的哥萨克帽映入眼帘，瞬间便辨认出那是老徐。我轻轻咳嗽一声，果然，一张既意外又欢欣的面孔立刻抬起。漫长的别离后重逢，却好似隔着薄薄一层轻纱。就在这一刹那，那层纱被轻轻揭开，他那份深沉而温暖的情意，让我终生难忘。他脸上的表情夸张而生动，嘴部微动。我立刻捕捉到了他的心声：“你过得怎么样？”我用力地点头，模仿着他的样子，嘴部同样动了几下。他回应以点头，轻敲面盆，向我传递着轻松、纯真，又带点俏皮的微笑。我明白，他是在宽慰我，不让我担心他的胃痛，然而泪水却无法抑制地夺眶而出。

春节的脚步渐行渐远，大队部深思熟虑后，鉴于那些对美术充满浓厚兴趣的年轻犯人或许能利用所学技艺谋求自给自足之道，遂决定指派我与两位资深的中学美术教师——徐老师便是其中一位——共同策划并开设一个工艺美术培训班。学员则是经过各中队严格筛选后的佼佼者。鉴于授课之余还需提供个别辅导，我获得了在楼层与监房间自由穿行的特殊许可。这亦为我和徐老师提供了多次交流与相聚的良机。

初识之际，他正专注于拆解着细腻的纱线。在那个年代的提篮桥监狱，每位囚犯都必须肩负拆纱的劳作，并规定每日需完成的定额。然而，老徐却享受着特别的优待，得以免除这份辛劳。我好奇地询问他为何还要从事拆纱的工作，他微笑着回应，他多数时光都沉浸在阅读的乐趣之中，拆纱对他而言，不过是偶尔放松心情的短暂休憩，而且并无固定任务的压力。

我再次询问他的胃部不适状况，他回应说症状并不严重，尚可承受。只是吃饭时需要分多次，以免胃部感到不适和压迫。在夏日高温下，这点不适尚可忍受，但一旦天气转凉，就只能按照你所见的土方法分次进餐。那些负责送热水的囚犯对我特别照顾，每次都会多给我一勺或两勺热水，使我能够热饭，这样用餐体验会好很多。随后，他关心地询问我的身体状态，指出我看起来有些疲惫。我告诉他，相较于秦城，这里确实要好很多，只是夜晚睡眠还是不太安稳。他提到，听说中队里的学员们私下里称我为“小老头”，说我总是显得有些忧郁。萧木啊，你应该学会豁达，完全放下心结！你看我现在，“无官一身轻”，这不正是生活的本质吗？

的确，印象中。昔日担任领队的徐老，如今在提篮桥的生活，相较往昔确实变得愈发轻松。岁月在人的肌肤上悄然镌刻痕迹，而他依旧保持着清瘦、豁达的风姿，不再显得笨拙、沉闷，也不再是那副疲惫至极、容颜憔悴的模样。

刑期即将画上句点，我与老徐再次相逢，这次的重逢更添了几分难舍的情怀。他身陷牢狱已有十八载，剩余的光阴尚且过半。他向我致以祝福，而我却依旧面露忧色，表情间透露出深深的苦涩。回顾往昔，我们曾激情澎湃地追寻着共产主义的愿景，却未料到现实中会遇到种种考验。如今，我即将面对的已不再是理想化的难题，而是实实在在的生存挑战——如何确保家庭的基本生计，如何让孩子获得教育，满足日常生活的需求，这一切的负担我该如何独自承担？

徐先生强调，最低工资标准的确是存在的，鉴于此，我们何不秉持着一种质朴的生活态度呢？勤俭持家，节约资源，这不仅是我们革命精神的生动体现，更被全社会尊崇为一种无上的荣光！

我说你错了！“光荣贫穷”曾是那个时代推崇的道德准则。然而，随着“金钱至上”观念在社会中的广泛流行，贫穷在人们的认知中逐渐转变成为一种耻辱。

徐老迟疑后，仍将信将疑地说话。

刑满释放后，我依旧被拘禁在劳改工厂之中。为了生计，我拼尽全力，将每一分闲暇时光投入到辛勤的劳作中，夜以继日。尽管我学识有限，那些以不同笔名创作的关于古代历史的文稿与书稿，尽管它们变换着名称，却屡遭查禁，四处碰壁。直至老徐的出狱，我仍旧未能摆脱困境。老徐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与调整，先是潜心研读，接着陆续撰写了一些回忆录，同样也遭遇了查禁，四处碰壁。然而，他的态度比我显得更加淡定从容。我们相见时，总是围绕着共同的文学爱好畅谈，他很少提及那些不愉快的往事。从他的言行举止中，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豁达与淡泊，那是在历经世间的沧桑、荣辱更迭后，他努力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有一次，我故意在提篮桥曾经讨论过的话题上发起了一场新的讨论。如今，社会上广泛推崇“追求盈利，积极消费”的生活态度，富豪及名人成为时尚的引领者，即便是小学生间也在相互比较家长的财产。在这样的氛围中，您是否依然珍视“勤俭持家”这一传统美德的价值呢？

徐老表示此事超出了他的预期，然后轻轻一笑，说：“然而这又何妨？想那孔子的高徒颜回，即便是仅有的一碗粥、一勺水，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别人难以忍受的困苦，他却能保持愉悦。我们为何不能向被尊称为‘复圣’的颜回学习呢？无论外界如何评价，我们只需专注于追求个人的快乐，为自己带来喜悦！”

他的言辞中，我似乎又重逢了那位往昔风度翩翩、镇定自若的老徐。岁月如梭，他却增添了几分睿智与经验。

徐老偶尔亦会流露出些许不够圆融之处，显得略显笨拙。这一特点尤为明显，在他多次向我表达歉意时尤为突出，其中两次甚至是在众人瞩目的公共场所发生的。因为在他眼中，我那十七年的漫长监禁与半监禁生活，始于我在联络站寻求庇护之时。他不仅接纳了我，更无私地引荐我加入写作团队，并亲自指导王洪研习文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遭受一连串的侵扰，我情绪有些不安地质问：“这是不是故意来打扰我？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不断，我可能就得采取屏蔽这些干扰的措施了！”

事实上，在我心底最隐秘的角落，对老徐的感激之情愈发深厚，这随着岁月的流转而愈发明显。最初，他出于一片好心接纳了我，并予以推荐。毕竟，谁能够准确预知未来，又何尝不是世间常人？再者，尽管我此后的人生道路上充满了重重挑战和坎坷，但这些经历却显著丰富了我对人生智慧与历史洞察的认识，远非不幸一词所能简单涵盖。实际上，生活本身便是一场绚丽多彩的旅程，或许我余下的生涯，正是一次难得的探险之旅！长久以来，我未能充分体验公民应有的创作与表达自由，这种持续的剥夺让我内心饱受煎熬。对我而言，写作是生命中最真挚的激情，若失去笔尖的挥洒，我的未来生活似乎将失去无尽的色彩与意义。

在1997年金秋的微凉里，上海永乐电影电视公司的两位制片人踏足我的工作室，与我洽谈关于将我早年所著的长篇小说《堕民》改编为电视连续剧的构想。彼时，我脑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老徐的形象。六十年代，他曾担任电影《年轻的一代》的编剧，对于撰写电视剧本，他可谓是游刃有余。经过一番深入的讨论，他欣然应允了我的请求。这一喜讯如同春风拂面，让我欣喜若狂，紧接着，我便与制片人签订了改编权的转让合同。

小说中所描绘的“堕民”，是江浙地区特有的一个群体，他们被视作天生的“贱民”，遭受着自由民的公然羞辱。关于他们的起源，众说纷纭，鲁迅先生曾认为可能是“明初反抗洪武和永乐皇帝的忠臣义士”的后代。从题材来看，这涉及从明代到民国的一段漫长历史，似乎并无太多禁忌。然而，为了规避可能的不必要麻烦，我与老徐依旧小心翼翼地使用了不为人知的笔名。

该连续剧于次年春末夏初在浙江横店盛大开机，截至目前，资金投入已达四百万，拍摄进度亦步亦趋，已完成近四分之三。突降禁拍令。鉴于协议中与我两位制片人签署的条款明确要求，片头必须显眼地标注“根据莫莠小说改编”。莫莠，这个名字承载着我少年时期的文学生涯，此后鲜有人提及。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相关部门竟然揭露了这一尘封的秘密——“莫莠”与“萧木”竟出自同一人之手！

巨额投资似乎即将化为乌有，而剧组成员对此一无所知。他们中的百余人正在横店炎炎夏日中，不分昼夜地辛勤工作。拍摄禁令一旦实施，其后果将难以估量。两位制片人深夜紧急赶回上海，与永乐总经理并肩作战，向发布禁令的部门积极争取，但最终未能如愿。在无奈之中，他们只得向我寻求帮助，迫切地请求我无论如何都要伸出援手，拯救他们于危难之中。唯一的“救赎之道”，便是我心甘情愿地放弃署名权。我久久沉默，目光紧紧地停留在那两位汗珠滚滚、神色焦急的青年身上，随后无奈地开口道：“很抱歉，实在是我在此给你们添了诸多不便！”

据悉，《苦藤》电视剧已成功制作完成。然而，令人惋惜的是，由于我再次签署了放弃署名权的“自愿”协议，我与这部作品不再有直接关系。我不禁要问，在我国电视剧史上，是否还有第二起如此罕见的案例？

将此信息转告于老徐，他起初亦不禁愕然，随后便自我宽慰。他如此说道：“在我看来，你我都被视作‘堕民’，甚至不配被称作一般百姓。那便如此称呼吧。毕竟，即便被称作‘堕民’，归根结底，仍旧是‘民’中之一员！身为‘民’，我们依旧能够悠然地度过此生！”

随着日月的更迭，老徐所渴望的“自在”生活却愈发显得遥不可及。经济上的困境固然给他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偏头痛、冠心病以及多年的胃痛更是让他承受着难以名状的痛苦。他的脊背日渐佝偻，仅靠拐杖已不足以支撑他日益沉重的身躯，常常需要别人的搀扶。去年秋冬时节，内耳生长的胆脂瘤严重破坏了他的平衡感，让他站立时总感觉天旋地转，不得不先后接受了两次手术。由于我已搬迁至浦东，与他家的距离变得遥远，我只能在他手术前，通过电话给予他一些慰藉。他总是用他那洪亮的声音回应我：“放心吧！我正在学习做少先队员——时刻准备着。”但这并非是为了追求共产主义，而是为了自己的健康，他总是笑着说道。

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无疑是2007年10月27日，我们在江湾湿地公园度过的那段愉快的时光。

难道偷盗者竟也年迈？徐老喘着粗气说道，那根拐杖是金属制成，或许能换些钱来买烧饼。此言令人感慨良多。

如数家珍。

徐老的目光紧紧锁定着那连绵起伏、似乎永无休止的波涛，口中低声吟咏着：“曾经沧海难为水……”

接口言：“非巫，非云。”

老徐忽然转头说：1972年的春夏之交，我们共同前往北京参加活动。在返程途中，途经南京，受到了许世友的热情接待。在此短暂逗留期间，我们得以一睹壮丽的长江风光。我向他们提及了你于上世纪50年代创作的那部小说——《长江的主人》，你还记得这部作品吗？

印象模糊。

徐老语气沉重地劝道：“萧木，我仍愿你学会释然。你笔下的作品，命名为‘长江的主人’真是恰到好处！过去你立誓要成为长江的统治者，但随着岁月流逝，或许你已无法负担这样的野心。那么，为何不试着成为自己人生的掌舵者呢？”

随着夜幕低垂，我在灯火璀璨之处轻声吟唱，一句简洁而有力的词句跃然于口。那字里行间，不过是我将这份游玩的温馨记忆，化作礼物，献给了老徐，愿这份回忆永远镌刻在心。

伫望吴淞口赠友

调寄《满江红》

在这三江交汇的壮丽之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展现无遗，波涛翻滚，竞相奔涌。放眼望去，李白的白帝城巍峨耸立，苏轼的赤壁风采依旧。昔日六朝的繁华已随风而逝，而辞赋的风流却穿越千古，流传至今。清秋之际，桂花香气弥漫，云朵与飞翔的鸳鸯嬉戏于天际。

时光恍若梦境，宛如隔世千年；眼前佳酿，已满溢杯中。任凭发丝随风轻轻飘扬，驾驭着小舟，向着夕阳西沉的方向缓缓前行。举杯邀月，将酒液洒向江波，放声高歌，古今兴衰，在波涛汹涌中扬帆起航。不提那，暮色沉沉之际，乌鸦在乌台盘旋，佳人泪如雨滴，哀声连绵不绝。

未曾预料，词句初现锋芒之际，那人却已踏上了漫漫征途，公园中的悠然漫步，终究演变为永恒的别离。

（五）

10月31日的傍晚，当七点钟的钟声准时响起，电话那端传来了陈冀德颤抖的声音：“老徐已经离我们而去了。”据悉，他今日下午4点30分可能因过度劳累突发心脏病，从发病到心脏停止，整个过程竟然仅仅半小时不到。

仅仅四天前，我们还携手徜徉在湿地公园的迷人风光中。然而，时光如梭，96个小时悄然溜走。面对这突变的境遇，我的内心不禁充满了难以置信的震惊。唉，这样的转变，我又怎能轻易地相信，又怎能迅速地适应呢？

近日，为了抚慰内心深处难以言说的伤痛，我不期然地翻开了一卷《列子》，其中一篇名为《天瑞》的文章格外引起我的注意。文中记载，古时人们常将故去的亲人敬称为“归人”——

谈及逝者踏入冥界之路，生者仿佛踏上了未知的旅程。若迷失方向而不知归处，便如同漂泊的旅人。单独迷失尚有人指责，而若整个世界陷入迷途，便无人察觉其迷茫。至于那些离乡背井、告别亲人、舍弃家产、四方漂泊不愿回乡的人，又有几人？人们或许会将他们视为自由自在的游子。

生命的终结，如同万物终将归于尘土，这是自然法则的必然。正如人们终需归根故土，若长久流浪而忽略了归途，岂不成了无拘无束的游子？徐老在短短30分钟内从“行者”变为“归人”，这对他自己和家人来说，无疑是份喜悦——我边读边这样想，这份感悟也抚慰了我的心情。

古语云：“树倒才能显其根。”如今，老徐也踏入了这样的境地。他不仅心悦诚服地接受旁人的审视，更展现了非凡的胆识，愿意让医学专家们以无情的手术刀，按照严格的科学规程，对他进行解剖、切片，并在显微镜下进行深入的观察与检测。在生理层面，固然可以发现一些受到病菌侵袭的病变组织；然而，在心理层面，我敢断言，即便在显微镜下放大千万倍，即便能够揭示盲从与失误，却绝对无法发现专横、贪婪、欺诈这类“心理因子”。与现今官场相较，我为自己能拥有这样一位老友而深感自豪！

其实在我看来，徐老不仅慷慨地将他宝贵的“生理之躯”无私地奉献给了国家，坚守马克思关于“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著名论断，他留下无形“社会遗产”。若我们能够避开将批判滑向情绪化乃至妖魔化的误区，转而以严谨的科学历史眼光，对历史现象的“社会遗体”进行深入剖析和细致的切片研究，我深信，我们必将能够在世人面前展现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历史画卷。它不仅是历史宏篇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逐渐演变成了人们透视整个历史长卷的独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