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抗战的硝烟弥漫，李一氓肩负使命，从延安出发，被派往由南方红军与游击队汇聚而成的新四军，担任秘书长一职，同时兼任军法处处长，负责掌管军部核心机密文件以及安保事务。在皖南的三年时光里，他亲历并深度参与了新四军军部所有重大决策与活动的见证与推动。
在举世瞩目的皖南事变中，他不可思议地成功脱险，历经曲折抵达香港，并向延安连续发送七份电报，详尽地描述了事变的始末，以及他对引发皖南事变的主观和客观因素等关键问题的深刻见解与分析。正如他在1941年4月1日向中共中央发出的电文中所述：“除了叶、项、袁、周四位之外，我所了解的经过，无人能出其右。”他的报告为后世研究皖南事变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
虎口脱险
1941年1月12日，标志着皖南事变进入第七个日夜，同时也是石井坑保卫战进入白热化阶段的关键时刻。在国民党第三战区的猛烈围剿下，皖南新四军遭受了惨重的伤亡，东流山等战略制高点接连失守，皖南事变似乎已近尾声。
夜幕低垂，新四军军长叶挺果断下达了分散突围的命令。在向延安发送了由他亲自签署的最后一封电报之后，军部秘书长李一氓指示电台台长彻底摧毁电台设备，并亲眼见证了机要员们销毁所有密码本的过程。待他摸黑攀爬至山坡之上，方才意识到自己已与军部其他成员失去了联系，平日里直接管辖的机要人员亦已四散而去。
为确保安全，他在一片树林中的茅草深处挖掘了一个坑洞，忍着剧痛将几份极其珍贵的文档埋藏其中。这些文档包括毛泽东于1937年亲笔书写的指示信、1938年叶挺在因与项英发生争执而离开军部之际致他的长篇书信，以及他本人亲笔记录的长征日记。
在皖南事变爆发之际，新四军军部及皖南各部共九千余人，不幸遭遇国民党军八万精锐的围剿。除了近千名战士成功分路突围外，剩余的广大官兵要么沦为俘虏，要么英勇牺牲，几乎遭受了全军覆灭的惨痛命运。直至1月14日之后，包围圈内仅剩寥寥无几的新四军余部。李一氓在忍饥挨饿的状态下，在数个山沟间辗转藏匿数日，期间偶有遇到散落的新四军战士，人数时有增减，但因彼此间缺乏了解，加之必须躲避国民党地方武装的搜捕，终未能汇合。直至后来，他与军部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余立金、战地文化服务处处长钱俊瑞，以及两位教导队的下级军官相遇，于是这五人便携手组成了一支小型队伍。
如此，他们于农历一月下旬潜入泾县山区，成功与一位同情新四军的当地农民建立联系。日间，他们隐蔽于密林之中，而夜晚便悄然前往那户农家共进晚餐。随着农历新年的临近，参战的国民党军队亦遵令撤回原阵地。众人商议后认为，长时间在山区滞留并非良策，亟需尽快与上级取得联系，向党中央详述此次事件的经过。余立金和钱俊瑞计划经宁波至上海，再前往苏北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面见刘少奇同志；李一氓则决定前往桂林，转赴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面见周恩来同志；另外两位教导队下级干部则表达了返回福建故里的愿望。最终，他们商定先前往太平县，再南下入屯溪，于屯溪分别，各赴前程。
昔日突破重围之际，每位成员均获分配了一笔专项资金。他们取出50枚银元递予主人，一来以示对主人一家在生死攸关之际提供食宿掩护的感激之情；二则恳请主人协助购置化装所需的衣物。在农户的鼎力相助下，众人换上了普通百姓的便服。那户热心的农户更是为他们量身打造了一些道具，例如李一氓肩头扛着一根竹竿，竿上挂着几块黄鼠狼等小型兽皮，伪装成收购皮毛的商人。钱俊瑞则手持竹篮，篮中装满了香烛等节日用品。余立金及其他成员亦效仿此法，各自准备好了一套适合的装扮和应对说辞。一切准备就绪后，主人带领他们前行三四里，直至送达通往太平县城的山口，随后挥手告别。
依照既定的计划，出于安全的考虑，五人刻意装扮成彼此陌生的行人，分散而行，彼此间保持约二三百米的距离，以便相互照应。夜间则约定在住宿地点汇合。虽然这一设想看似周全，然而实际执行时，却不过是一场空谈。当时，大家都急切地想要摆脱泾县这一充满危险的地方，因而行色匆匆，很快便失去了原来的队形。李一氓年事最高，步伐最缓，待到第二天绕过太平县城时，他已远远地落在了队伍的最后方。
山路蜿蜒曲折，李一氓行走不便，不一会儿脚上便起了水泡。行进途中，他两次遭遇正在休整的国民党军队，虽遇惊险，却侥幸过关。第三天黄昏时分，李一氓终于抵达潜口镇。因缺乏通行证，他不敢入住旅馆。于是在镇外的小茅屋中，尽管他谎称自己是开小差的川军，店主却锐利的眼神一眼识破，他其实是皖南事变中被打散的新四军成员。幸亏新四军在皖南经营了三年，声名颇佳，店主并未揭露他的身份，更未对他刁难。相反，在店主的暗中保护和协助下，李一氓不仅得以解决食宿，还以高价购得一张从潜口通往桂林的通行证。
持有了通行证，便能于国统区内自由通行。那位店主特意为李一氓雇了一辆驶往屯溪的人力车。在分别之际，店主微笑着揭示了李一氓的真实身份——新四军成员。屯溪，徽州府的治所，彼时仍处后方，汇聚了众多因战乱避难而来的达官显贵，再加上苏浙皖边境各级战时流亡政府机构的林立，呈现出一派病态的繁荣景象，被时人誉为“小上海”。在熙熙攘攘的屯溪街头，李一氓惊喜地与早他一步抵达的余立金与钱俊瑞相遇。只见他们两人已换上时髦装扮，衣着光鲜，几乎让李一氓难以辨认。两人急匆匆地告诉李一氓，他们已购得前往宁波，再转往上海的船票，即刻便将启程。于是，在屯溪的街头，三人握手告别。
李一氓受到两位朋友的启迪，便在估衣铺添置了一套布棉袍，并购买了一只手提箱，箱中装满了就地采购的茶叶和屯溪闻名的徽墨，将自己装扮成一位贩卖茶叶的商人。他的目标地是前往重庆，而旅途的第一步是从屯溪乘坐汽车前往浙江金华，之后换乘火车。不幸的是，正值农历除夕，经过询问，得知当天及次日的初一日都没有前往金华的客车。在无奈之际，他只得寻得一家小旅馆暂住，将自己封闭在房中，孤独地度过了一个寒冷而凄凉的新春佳节。
大年初二，李一氓终于是花费了一笔钱，请旅馆的伙计帮忙，才在前往金华的出租车上抢到了一个座位。经过一番波折，他终于在2月6日，即临近元宵节之际，抵达了桂林。在火车站附近的报摊，他购买了一份带有中共背景的《救亡日报》，随后叫了一辆人力车，按照报纸上刊登的太平路21号社址前往报社，意图通过报社联系到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主任李克农。然而，报社的工作人员告诉他，由于皖南事变爆发，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桂林八办已于1月20日接到命令撤回重庆。经过进一步的询问，他得知两位熟人夏衍和范长江也已转移至香港。最终，他设法与老友孟秋江取得了联系。孟秋江凭借其非凡的交际能力，不知从何处弄到了一枚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证章。李一氓便以此证章为掩护，以该委员会职员的名义入住了一家高档的环湖旅馆。
依照既定路线，李一氓原本计划从桂林前往重庆，以便直接向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汇报皖南事变的始末。为此，他特地委托孟秋江联络国民党元老、曾担任北伐军第四军首任军长、目前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的李济深，以协助安排交通事宜。然而，李济深鉴于重庆局势的严峻，担心前往那里可能存在风险，同时得知刘少奇和陈毅已在苏北盐城宣告新四军军部的重建。因此，他建议李一氓不如前往苏北的新四军军部，并表示愿意协助将他从广东送至香港，再转往苏北。
1941年元宵佳节过后不久，得益于李济深的牵线搭桥，孟秋江主动出面引见，促成李一氓与同盟会前辈李章达的相会。随后，李章达亲自陪同，他们一行从桂林乘坐火车抵达衡阳，继而换乘汽车，于2月17日抵达广东韶关。在韶关稍作停留，又过了逾一周的时间，最终从韶关以北的乐昌机场乘坐中美航空公司的班机抵达香港。抵达香港后，李一氓立即利用航空公司的电话联络上了老友夏衍，并被安排入住半山饭店。自皖南险境中成功突围，历经皖、浙、赣、湘、桂、粤六省，惊险与平安并存，历时一个多月，他终于在香港与中共在香港的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
撰写皖南事变七份报告
在皖南事变成功突围之后，李一氓通过我党的地下电台，先后向延安的党中央报送了七份关于皖南事变的详细报告。这些报告，作为研究国共两党关系史上的关键事件，为后世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
在韶关机场等待期间，李章达巧妙地安排了李一氓与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的私密会晤，这一事件发生在2月24日。会面前夕，即194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了一项指示，明确要求将1月15日发布的《关于项袁错误的决议》传达至团级以上干部。基于此指示，张文彬将中央的决议内容传达给了李一氓。
《决定》一针见血地指出：在项英的领导下，党政军内部状况鲜少向中央汇报，已然形成了完全独立的风气。对中央的不敬，在三年间已演变成极其异常的状态。“项英和袁某的领导失误，既缺乏事前的精神准备，又在关键时刻缺乏作战指挥和决心，导致最终的失败。此次的失败，正是项英和袁某一贯机会主义领导作风的必然结果，并非一般战斗的偶然失利可比。”《决定》对全党全军的高级领导干部提出警示：“军队干部，尤其是各独立工作区域的领导人员，由于中国革命中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特性而培养出的独立自主能力，绝不能演变为对中央领导与中央军委指挥的不服从，否则将带来极大的风险。”“须知，手握武装的共产党员，若不服从中央领导与军委指挥，无论其自视何等高明、能力何等出众，结局终究难逃失败。”
身处新四军领导岗位的李一氓，面对这份措辞严峻的批评，心情颇感沉重。经过深思熟虑，他意识到有必要就这份《决定》向中央表明立场，于是立即起草了一封电报，经由广东省委之手，通过韶关的地下电台发送至延安。这便是著名的“皖南事变报告第一号”。
这份第一号报告电文篇幅并不冗长。首先，它向中央传达了已成功“安全抵达广东”的消息；紧接着，对中央的《决定》表达了“完全赞同并坚决拥护”的态度；最后，简略地描述了个人在突围过程中的经历与所见所闻。
在香港，中共驻港负责人廖承志与潘汉年认真聆听了李一氓对皖南事变始末的口头叙述。随后，他们要求李一氓将事件的详细经过整理成书面报告，并通过电台发送至延安。李一氓对自1月4日部队启程，至1月6日双方交火，直至1月14日战斗落幕的亲身经历进行了详尽回顾。鉴于情节繁复、篇幅冗长，他将相关内容进行了归纳整理，分批次陆续提交，并对电报进行了编号。以韶关发出的电报为第一号，耗时约一个月，共计发出七份。
在3月6日发布的第二份报告中，我们针对延安发来的电报中关于皖变失利是否因敌方间谍或内部奸细泄露机密进行了解答。李一氓同志在报告中深入分析指出，“我们的行军和作战指挥从未依赖书面命令，行动路线皆由口述下达……作战部署于六日上午经过讨论确定，下午即刻传达，当晚便已执行，知晓者寥寥无几”，此外，第三战区的联络参谋陈淡如于四日傍晚从泾县返回云岭，“若陈淡如事先知晓我们四日晚的行动，他绝不会选择回来”，因此，他得出结论：“据我推测，此次失败并非由于机密泄露或内部有奸细所导致。”
本报告编号为第三号，成文于三月十八日，核心内容是对皖变过程中“项英同志动摇之经过及我方人员出走情形”的详细记录。1941年1月8日深夜，正当部队在突围过程中遭遇阻碍，局势万分危急之际，我方接到第三战区前敌指挥官上官云相的电令，要求围剿部队于次日凌晨展开全面总攻。在此紧要关头，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兼政治委员项英，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以及秘书长李一氓四位新四军高级领导人，不顾军长叶挺，擅自离开部队，悄然离去，仅带领身边少数人试图通过小道逃走，企图保全自身。叶挺与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得知此事后，立即向中原局及党中央发送电报，报告“项、袁、周、李擅自离队”的情况。然而，由于未能成功突围，他们不得不于次日分头返回。此时，中央已经发出命令，撤销了项英的指挥权，明确军事指挥权由叶挺担任，政治指挥权则由饶漱石接替。
项英在返回石井坑与叶挺重逢之际，心中自感愧疚，不禁泪流满面。他随即向延安发出电报，坦白承认自己“临时动摇，意图带领队伍从小路突围”，认为此举“影响恶劣”，并郑重表示了“誓与部队同生共死”的坚定决心。然而，在部队被围困的危急关头，他丧失了信心，选择动摇并逃离。这一行为使得项英在党内和部队中多年积累的威信几乎丧失殆尽。
项英出走事件中，李一氓亲身经历并目睹了全过程。在向延安中央书记处发送的“皖南事变报告之三”电报中，他对事件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大约晚上10点钟，项英突然派人多次找我，但我都没遇到。当我回到原位，得知项英曾派人寻我，便前往他处。那时，袁国平和周子昆也在场。项英一手拉着我，一手牵着袁国平，周子昆站在左侧，无人开口。我们匆匆离去，身边只有二三名卫士。起初我不明白项英的用意，还以为是要找地方开会，决定最终行动。然而，并没有见到老叶。走了几十步后，袁国平提到他的卫士未至，周子昆自言自语表示自己没有带钱。我这才明白，项英又要重演‘三年油山’那一幕。我追问项英是否叫过老叶，他回答说是叫了但没来。这时，我对项英的行动感到不满，明确表示不愿与他们同行。项英反问我将如何行动，我回答将另寻出路，即使打游击也要带上枪支，即使脱离队伍也要设法救助干部，还计划设法让军法处、秘书处及胡立教等人从铜陵、繁昌越过皖北。项英对此表示赞同，并与我握手，并提出要带走XX，说他身上还有钱。袁国平表示愿意一同行动，但听说当晚形势不明朗，需等到明天再做决定，最终仍然与项英、周子昆同行。由于同行的是他们唯一的向导，我们便分道扬镳，他们继续前进。”
在这次离队事件中，李一氓于第三号报告中对中央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半个世纪过去，提及此事，他仍深怀悔恨。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坦诚地写道：“我承认在担任新四军职务期间所犯的错误，未能妥善协调叶项之间的关系。尤为严重的是，我得知项英、袁国平有意脱离队伍，我却未能劝阻他们，也未向叶挺将军报告此事。反而效仿他们，私自联系了部分军队与地方干部，一同离队。尽管实际上并未逃离包围圈，最终仍被迫返回军部。纵然这段经历短暂，从黄昏至夜半，不过十小时左右（此处记忆有误，实为从8日夜半至10日中午，共计一天半——笔者注），但这段经历却成为了我一生中的遗憾。”
本报告第四号，成文于三月二十日，重点阐述了新四军在行军过程中，所组建的三路纵队兵力配置情况，并对围攻新四军的国民党七个师的番号及其兵力部署进行了详尽描述。此外，报告还进一步阐释了为何北移部队采纳了向南迂回的行进路线。
“叶希夷（叶挺的字，希夷——编者注）提出了两个方案：（一）立即后撤，沿原路返回茂林，再渡过青弋江，进攻太平、洋溪、石台、青阳，甚至考虑向南进发至祁门、景德镇。袁某认为此方案可行，而项英表示反对，认为从政治上难以说通。叶希夷反驳称，当前首要任务是求生存，政治考量次之。但最终，这一建议被否决……”
第六号报告成文于三月二十二日，详细记录了石井坑保卫战的战事经过。
审视此次战役的挫败，固然首要归咎于项领导的政治决策失误，然而若仅从军事层面分析，亦暴露出我们犯下了不可忽视的重大错误。
行动的时机过于滞后，若能提前三四日，情形自不会如此令人难堪。
2. 误判敌军实力，高估了我军实力，以为敌方的第四十师易如反掌，不堪一击。
3.在挑选地形时，将自己置于高山之巅或深谷之中并无实质意义。
4. 战斗准备略显不足，非战斗人员数量偏多，携带的行装亦过于繁重。
5. 长途跋涉，我军体力渐显不支。敌方每日可行军百里，而我军却只能走四十里。
6.若运用兵力不当，往往导致兵力过于分散。若全军能够统一战线，集中兵力一路进击，便能有效避免兵力短缺及各部之间协调脱节的困境。
7. 缺乏大规模兵团作战的实战经验。在过去的三年间，我们的战斗均以团级单位为单位进行。然而，此次六个团联合作战，却未能展现出应有的协同作战能力。
8. 由于昔日子弹储备充足，未曾注重节俭使用，致使后来出现了有枪却无弹的情况。
9. 参谋长职责未能尽善尽美，致使周子昆不得不专注于后方勤务与教育任务，对于战场部署与指挥方面，他感到力不从心，缺乏信心把握。
10. 指挥大兵团作战经验不足。
11. 战时的工作缺乏周密的计划……下级连的指导员仅限于进行简单的鼓动，而整个战役的组织工作则显得不足。
以下是我对此次战役军事失利之观点。若中央军委尚有疑问，我将依据所掌握的信息予以解答。毕竟，除了叶、项、袁、周四位之外，我所了解的战事经过，无人能出我其右（报告已全部陈述完毕）。我计划于四月十日左右启程，前往上海。
“皖南事变自1941年1月4日至1月14日，共计历时11日。我撰写电报恰在3月，与事变相隔不过五六十天，那是我亲身经历的重大变故，记忆尤为鲜明。若让我今日重新详述，以电报之详实程度呈现，实属不易。”
党内警告处分
1941年4月中旬，李一氓陪同潘汉年自香港赴上海，经过半个多月的旅途，最终平安抵达了苏北的盐城。
当时，为了防范皖南事变中可能被俘后叛变投敌的个体混入我军队伍，新四军新军部与华中局共同设立了审查委员会，对每一位成功突围归队的战士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在华中局，李一氓依照规定，对皖南事变的经过以及自己突围的每日详情，向组织进行了详尽的汇报。经华中局研究并上报中央，认为李一氓在部队转移途中一度离队，系“对项英的机会主义错误采取调和立场和自由主义态度”，应在组织上给予警告。延安方面复电，表示对此表示赞同。
“错误自有定论，蛋糕却是另一回事。”说罢，他也取了一块蛋糕。
原本，我以为在接受了组织的处分之后，此事便告一段落。然而，在1942年，刘少奇接到命令返回延安之际，于2月15日至3月5日，他在苏北阜宁的单家港主持召开了华中局的首次扩大会议。在数十位来自各地区的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面前，李一氓再次被要求在会上对皖南事变的错误进行公开检讨。
此后，李一氓曾先后担任中共淮海区委副书记、淮海行政公署主任、中共苏北区委副书记、苏皖边区政府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兼宣传部长、中共旅大区委副书记以及大连大学校长等职务。在全国解放之际，他又相继被任命为驻缅甸大使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然而，“文革”期间，由于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中余立金案件的牵连，以及皖南事变突围的历史旧账被翻出，李一氓在国务院外事办任职期间，不幸地被错误地实施“专政”，并被关押于秦城监狱长达五年。在这段期间，他被迫撰写个人一生的详细自传。1973年10月，他获得平反并恢复自由。此后，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国务院古籍出版规划小组组长、中纪委副书记和中顾委常委等要职。在数十年的岁月里，他未曾对皖南事变公开发表任何言论。
在1981年，适逢皖南事变四十周年之际。那个秋季，李一氓追忆往昔的战友，踏足南京的雨花台望江矶，对项英的墓前凭吊。面对景物，他不禁感慨万千，遂即兴吟咏了一首诗。
秣陵秋染浅丹霜，
独有荒坟卧望江；
麦饭篮空惭无奠，
桐弦调走笑雌黄。
临危受命原无忝，
到死方休亦可伤；
四十年间云岭怨，
皖南山色自苍苍。
审视整首诗歌，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无疑是佳作中的佼佼者。诗人特意运用“霜”、“荒”、“怨”、“伤”等字眼，营造出一种低回沉郁的基调，其中隐隐流露出对项英遭遇的同情与不平之感。
李一氓对这首诗作颇为自得，于1982年清明节之际，特地亲笔抄录寄送至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保存。李一氓的书法早已声名远扬，纪念馆收到他的墨宝，自然喜出望外。然而，未曾想这首诗被中共安徽省委的一位热心人士发现，该人士认为其内容与情调有所不妥，遂上报省委，并以此名义转呈中央。中央书记处对此事亦特别关注，并特地通知了李一氓。李一氓万万没想到，一首简简单单的凭吊战友之诗，竟然引发了如此轩然大波，其心中的郁闷与无奈，不难想象。
项英、李一氓、叶挺关系微妙。
谈及项英、李一氓、叶挺三位人物之间的关联，实属微妙之至。项英与叶挺之间的矛盾，在当时新四军军部并非鲜为人知，其存在已非秘密。
“请务必保持与叶同志间良好的关系。”毛泽东将叶挺称之为“同志”，其中含义深远，实则是在提醒项英，切勿将叶挺视为外人，而应以“同志”之礼相待。
鉴于叶挺无法出席党的会议及军分会会议，导致他在工作中遭遇诸多不便，亦无法及时介入军务事务的处理。1938年6月上旬，他因公赴武汉之际，便向长江局委婉地表达了诉求，希望在新四军内部设立一个委员会，以便于共同商讨并处理各项军政问题。经中共中央慎重考虑，为尊重叶挺的合理请求，于6月9日向长江局复电，同意组建新四军委员会，并任命项英为主任，叶挺为副主任，同时成员包括陈毅、张云逸、周子昆和袁国平。
然而，在项英担任新四军军部职务期间，他未能充分重视与叶挺军长的团结协作。正如陈毅在《1938年至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所指出，项英在军中对叶挺军长表现出不尊重、不信任的态度，甚至不允许其独立负责军事指挥。直至他自行包揽战场指挥权，自以为是在行使未知领域的智慧。叶挺在新四军中所遭受的待遇显然是不当的。起初，司令部参谋处与叶挺同处一处，后来却转至项英的住处。项英曾与叶挺共同享用小灶，但不久便转至大食堂用餐，将叶挺单独留下。在这种背景下，军部其他干部也自觉或不自觉地疏远了叶挺。孤独的叶挺常携带他珍爱的相机，在军部驻地四周漫步摄影，以此来缓解内心的苦闷。
怀着满腔热血，叶挺毅然接受了新四军军长的重任，旨在抗日救国，实现自己的抱负。然而，他未曾预料到，一方面，他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牵制；另一方面，又遭受了项英的排斥。这种局面让他深感意外，最终在1938年10月，他提出辞职，带着满腔不快前往广东。蒋介石向中共方面明确表态：叶挺已脱离新四军，因此新四军的问题需要重新予以解决，并需派遣其他人接任新四军军长的职务。
接到报告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对此事高度重视，迅速向驻重庆的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发出指令：“即刻召集叶挺到重庆，进行深入谈话，务必解决其新四军工作事宜，并要求叶挺向蒋介石表明其愿意重返新四军工作的决心。”同时，书记处指示周恩来在与叶挺交流时，需明确叶挺在新四军中的实际地位和职权，以确保他能够安心工作。周恩来敏锐地洞察到叶挺矛盾的核心所在。在回复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他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原则立场：“叶挺回归四军，我的处理原则是，必须确立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同时改变工作关系。新四军委员会可以由叶挺担任正职，项英则担任副职，但实际上应承担政委的职责。”193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回电周恩来，表示同意新四军委员会“叶正项副”的提议，并强调指出，“叶挺问题之妥善解决，关乎新四军的前途以及全国人民对我党的态度，影响重大”，因此必须“在全体新四军干部中加强教育，确保对叶挺关系的正确处理”。
于重庆，周恩来一方面与蒋介石展开交涉，坚决表明中共对更换叶挺持反对态度；另一方面，他对叶挺坦诚相待，促膝而谈，成功说服了叶挺。周恩来更作出决定，亲自陪同叶挺返回皖南军部。叶挺深受感动，遂撤回了辞职的请求。
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与叶挺等人共同抵达云岭。在军部会议中，周恩来阐述了六届六中全会对华中发展方向的指导方针，并传达了中央对确认叶挺在新四军中地位的明确要求。针对项英的某些做法，周恩来批评道：“叶挺同志，这位拥有卓越军事才能的高级指挥官，曾在北伐时期成为知名将领，他深爱党的事业，也热爱人民的解放事业，是一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不能仅仅因为其非党员身份而对其产生不信任。相较于留在党内，他更适宜在党外发挥才能，这对党的工作更为有利。如此热爱党的事业的高级干部，若不予以团结，那我们还应当团结谁呢？”
然而，不到半年光景，叶挺再度提出了辞职。此刻，叶挺与项英之间的矛盾，已鲜明地体现在对新四军战略方针的不同看法上。
（一）立即派遣大量政工人员前往江北进行政治筹备；（二）将子弹、药品等物资优先转移至江北的适宜地点；（三）在江南适当保留部队的前提下，主力部队分批次组建游击支队，分别渡江；（四）将主要活动区域拓展至津浦铁路以东；（五）指挥机构秘密迁移至江北。
叶挺数月前曾亲赴江北敌后进行实地调研，对新四军在江北的发展条件了如指掌，深知其远胜于皖南。他所提出的建议，比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向中央提交的，旨在以苏北为突破点打开华中局面的方案，竟早了半个月。这无疑体现了英雄们的默契，充分彰显了叶挺卓越的战略洞察力和对全局把控的高瞻远瞩。
1955年春季，亚非会议召开之际，陈毅与旧友新西兰的路易·艾黎重温皖南旧事时感慨道：“新四军自整编以来，内部矛盾便逐渐显现，叶挺军长与项英副军长间关系尤为紧张。我对项英素来敬重，私交亦深，但在军事策略上，我始终站在叶挺一方。我与项英在私下多次沟通，在会议上亦屡屡争论，但始终未能达成共识。”遗憾的是，项英最终并未采纳叶挺与陈毅的正确建议。假如当时能果断实施以下五项部署，将主力与军部分阶段转移到江北，皖南事变的发生是否可以避免？
在2010年我赴台湾进行学术交流期间，我有幸在陈诚先生遗留的“石叟资料”中发现了一本于1939年3月编纂的《陆军新编第四军成立经过概况》小册子。书中第四部分“人事概况”中记载：“人事权归党控制，军长叶挺……党务由副军长项英全面掌管，但闻两人关系并不融洽。秘书长李一氓与项英关系尤为亲密，被赞誉为项的得力助手。”这无疑是从国民党立场出发的评述。即便在国民党内部，对叶挺与项英之间的不和也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李一氓与项英的关系，显然比与叶挺更为紧密，这一点不容置疑。在皖南事变期间，项英在临阵逃脱时，不仅撇下了叶挺，还抛弃了饶漱石，除了带领袁国平、周子昆一同出走外，还特别派遣人多次寻找李一氓，由此可见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
从李一氓的视角来看，若叶、项二人之间的争执得以明朗化，清晰地表露出来，“那倒是易于处理，可以逐一审视双方的是非，以国家大局为重，逐一予以解决。”然而，这场矛盾却如同幽灵般，时隐时现，双方均未直接向我表达过。当时，我亦未深刻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更无权将他们召集一堂，进行调解。在这场迷雾中，叶挺总以各种借口试图离开新四军，寻求躲避至重庆或澳门的途径。同样，项英亦暗中策划，意图促使叶挺自行离开新四军，并提供协助。
鉴于李一氓早年与叶挺、项英曾有过交往，中央在筹备组建新四军领导班子时便将他纳入考量范围。1937年年底，李一氓受命前往新四军任职，临行前，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曾对他言道，鉴于他与项英、叶挺关系密切，希望他能充当二人之间的缓冲角色。晚年时，李一氓感慨地说：“我作为调解者，显然是未能成功的。”
在20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主任李志光，针对新四军与皖南事变的历史问题，多次拜访了李一氓。到了1990年，历经数十年的缄默，李一氓在《人物》杂志当年的第五期上，发表了题为《血染着我们的姓名——皖南事变的前前后后》的回忆文章。同年12月4日，李一氓在北京与世长辞。